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在疫情持續下似乎延緩了進度，阻礙了人員流動流通，惟是，從不同層面展現出來的建設步伐，反而予人積極進取的意味。硬體建設方面，不管是跨境基建上馬、落成，以至作為頂層設計的制度、法律構思和出台，給人一種只爭朝夕的緊逼感。當然，作為跨境、跨制度的國家戰略「試驗田」，大灣區、深合區的發展也只能按部就班，透過實踐探索出路，由是，有時候予人「停頓不前」感覺。不過，當我們更廣泛審視形勢，各方謀劃，便可知道各方正努力推進建設步伐。
全國「兩會」期間，環顧澳區全國人大代表、澳區全國政協委員提案和建議，都集中在深合區、大灣區主題做文章，畢竟，怎樣在中央層面賦權深合區建設，是做好頂層設計的必由之途，只有具備制度、法律工具，深合區才能打造成聯接「一國兩制」兩種制度的「特區中的特區」，展現跨境互聯互通的制度優勢。
對澳門特區而言，寫好開發橫琴這篇大文章，不獨是特區長治久安，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促使澳門特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命運」要素，而且，也必須藉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梳理好澳門這邊的「制度」問題，化解各種掣肘、短板，才能有利澳門商民「走出去」，到深合區、大灣區開拓發展空間，同時打破「兩制」障礙，得以鞏固在澳門這個「家」的根基和聯繫，而非「走出去」以後斷絕了與澳門的命脈聯通。
此所以這樣說，是有感深合區的戰略定位──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空間、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新示範、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新高地，由此可見，是將橫琴深合區趨同澳門，作為「兩制」互聯互通「橋頭堡」的雙向流動流通對接點，「走出去」、「引進來」並非兩條「單程路」。
因而，澳門特區怎樣在這4個戰略定位中，調整好我們這邊的「結構」問題？一如，因應資訊科技發展、智慧城市建設，未來，互聯網＋、大數據、雲等展現出來的公共行政、法律、司法、營商民生、就業求學……數字化是大趨勢，而澳門特區32平方公里地方，在智慧城市建設和數字化建設上，利弊並存，地方小，便於降低建設成本，加強效益；但，毋庸諱言，數據、資訊的收集、處理、互聯、轉移而言，在《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法律保障規範下，又產生了窒礙本澳資料數據在深合區、大灣區應用的發展，不利澳門融入深合區、大灣區以至國家發展大局。怎樣預見性地謀求出路，做好頂層設計，是當前社會、政府有必要及早部署，契合深合區發展的工作。
有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向中央倡議在深合區建立跨境資料交互中心，探索藉資料主體授權，兩地公共管理和服務機構之間、企業間實現規範化、憑證化。當然，這是在深合區一邊通過中央制訂相應法律賦權的創舉，而澳門特區怎樣「同步」銜接推動互聯互通，其實，也需要急起直追，才不至落伍於深合區、大灣區的建設步伐，反而將澳門這邊廂的「大門」堵住，不利經濟適度多元，澳門藉深合區發展「四大產業」──大健康、現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文旅體育；概因，這些新產業莫不依靠資訊科技、數據作為支撐，只有打通澳門與深合區、大灣區的數據、資訊流通渠道，澳門才不至在高速發展的新時代變成「數字孤島」，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此淪為空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