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巿民之言)立法監管外賣平台達至多方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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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過後,外賣平台成為居民生活習慣,惟向商家抽取的佣金過高,一直為中小企詬病。日前,多名議員關注外賣平台收費等問題,希望加強監管。然而,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表示,目前未見在本澳的外賣平台有刻意損害消費者權益情況,政府會適時關注行業變化。即是說,政府目前取態是不作為或無法作為。誠然,我們觀察外賣平台未有損害消費者權益,但有損害中小企權益,只是在自由經濟市場下,商戶與外賣平台合作只是商業行為,政府難以置喙。

  回顧澳門外賣平台尚在起步階段,優惠眾多,但使用率不太理想,當時外賣平台積極在線下拜訪商家,挨家挨戶邀請商家進駐,2016年平台的收費為18%左右,經過數年累積,居民使用率不斷提高,平台對商家的服務費不斷提高。有商戶指外賣平台抽佣超過三成,利潤被分薄,有時等於「白做」。根據統計暨普查局數據顯示,去年外賣店全年共錄得2.2億元虧損,較2022年的2.8億元虧損為少,惟顯示行業競爭大,收益少。

  那麼內地的外賣平台一樣收費過高嗎?2018年開始,內地外賣平台抽成從原先的15%升至23%。且每筆訂單還要保底抽成4.5元。後來,外賣平台於近期調整了配送規則,將服務費細化為距離、價格、時段的3個部分,並按距離遠近和價格高低收費,類似於的士的按表計價,惟仍舊被批評抽成過高。同樣,目前台灣地區主流外送平台抽成不便宜,平均每單抽成30%到35%,還會酌收平台上架費、使用費等。

  故此,澳門與內地和台灣地區的狀況一樣,存在外賣平台收費過高問題,但,外賣平台有可能像的士一樣,要採取立法規管發牌制度,由政府限價經營,似乎又不大可行。其實政府並非不作為,過去政府介入外賣平台後收費,平台的抽佣金額曾短暫回落,但其後再次回升,商戶多次向政府反映仍未能解決。另一方面,個人資料保護局表示去年處理153宗涉及外賣平台個人資料處理的行政違法調查個案,當中已完成119宗,並對30宗作出處罰,顯示外賣平台有濫用個人資料的疑慮。

  對此,澳門有沒有可能訂立電商法或監管外賣平台經營的法律?這考驗新一屆政府的施政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