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加劇，多國間經貿摩擦頻發，導致全球經濟發展鏈條顯現「碎片化」態勢。此經濟格局下，各國經濟的韌性與適應力正面臨嚴峻考驗。2024年10月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2024年二季度及上半年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指出：2024年上半年，按美元計值我國經常帳戶順差937億美元，8月中國貿易順差又站上了年內月度新高，這不僅折射出中國製造業從「製造」向「智造」的升級過程，還反映出中國產業鏈的完整度和經濟的韌性。與此同時，澳門2024年上半年本地生產總值同比實質增長15.7%，整體經濟規模自2019年以來再次突破2000億澳門元水準。除了優勢產業博彩業之外，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中所鼓勵的部分新興產業同樣展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其中會展活動同比增長34.5%，2024年一季度末，澳門金融業總資產已達2.6萬億澳門元，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產業的企業數量也在穩步增長。澳門特區政府招商投資促進局發布數據顯示，2024年上半年已完成跟進的153項投資計劃，超2023年的全年水準，反映投資者對澳門營商環境及發展前景的信心，這表明澳門經濟在適度多元發展政策的驅動下，其產業結構優化與多元產業的蓬勃發展已逐漸顯現出積極成效，相較以往過度依賴單一產業的經濟模式，經濟的韌性已顯著提升。
資源基礎理論主張，在產業結構優化的進程中，核心科技能力、發明專利及隱性知識的培育與積累，構成了維繫國家和地區長期競爭優勢的基石，同時也是增強地區經濟韌性、有效抵禦外部衝擊的重要依託。然而由於具有長期競爭優勢的產業，往往自身面臨極高的調整成本和沉沒成本，若突然中斷，往往會引發巨大的損失，這種損失是難以被企業和個人所承擔的，故而歷史研究揭示，多元產業的發展在資源配置上或會面臨重大障礙，阻礙地區產業從原有的單一產業專業化過渡進程中解放出來，進而可能導致產業結構優化及適度多元發展的目標無法實現。而其中關鍵機制在於具有持續執行力和公信力的中長期產業政策。
新結構主義經濟學派認為，創新品質能帶動產業結構優化和提升，不僅需要地區市場自發的創新驅動，還需要執行強有力的產業政策引導，多國學者對中國產業結構持續優化的相關研究皆指出中央和地方政府發布的「五年規劃」這類代表中長期產業的系列政策發揮著關鍵性作用。然而，公共政策理論和政策生命周期理論認為中長期產業政策也不是全然有效的，由於制度轉軌、經濟邊緣化等導致的政策不確定性，使得規劃類的中長期產業政策無法有效引致「資源重置效應」和「信號傳遞效應」，從而引發產業政策的失效。此外，頻繁更換的民主政治體系下的產業政策將顯著降低市場信心，喪失市場指導作用，因此維持主政官員的穩定性和產業政策的連續性對提升產業政策執行效果至關重要。上述理論的核心觀點在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中長期產業規劃政策中得到充分且有效的實踐。
與此同時，隨著全球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新興產業興起，傳統產業面臨轉型和沒落，然而科技和創新帶來的新興產業的規模擴大，並沒有帶來各國和地區均等的產業升級機會。當地區缺乏具有長期連續性的產業政策時，將逐步降低其具有在複雜多變環境中整合、構建和重構調整的多元產業結構和韌性，使得產業單一化趨勢逐步成為難以治癒的「荷蘭病」。橫向對比台灣的產業結構，可清晰發現在台灣制度轉軌前後的10年，台灣具有長期連續性的產業政策的頒布數量和配套實施方案數量顯著降低。同時由於制度轉軌後，更為頻繁的官員變更將可能引致台灣地區的政府行為短期化，從而直接使得制訂產業政策缺乏長期連續性。而這種產業政策連續性的缺失，很可能會嚴重影響台灣地區的產業結構發展，並造成最終單一化產業結構。
通過對台灣1982-2024年的年度統計數據（註1），借鑑歷史研究的方法用產業結構高度化指數來衡量該地區產業的集聚能力和比較優勢，此外將集聚能力的結果分別計算每年產業結構高度化分值最高的3個產業與產業結構高度化分值最低的3個產業的產值附加值之比，來衡量台灣產業單一化程度的年度趨勢。結果如圖1所示，台灣的產業結構高度化程度和產業單一化程度皆與台灣制度轉軌有關，且可能存在因規劃類中長期產業政策缺失而導致的產業結構逐步單一化的趨勢。儘管台灣經濟目前尚未因產業結構日益單一化而顯著受阻，但不可預測的外部衝擊始終是籠罩在單一產業結構之上的巨大陰影，它們如同潛伏的風暴，隨時可能猛烈爆發，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關鍵瓶頸之一。
歷史研究指出：缺乏長期產業政策會對產業結構優化在融資約束、創新擴散阻礙與信用收縮方面，產生負面影響。首先，長期產業政策將降低新興產業長期研發成本的市場融資約束。鑑於研發創新成果多為難以準確評估的無形資產，產業政策的不確定性對資產價格產生的負面衝擊將削弱整體產業的抵押擔保效能，進而加劇產業融資的困境。其次，長期產業政策，能加速跨行業和產業間的技術擴散，同時技術擴散具有乘數效應，從而提供給更多產業發展更大的技術空間，而布坎南的公共選擇學派則推斷產業政策的不確定性可能誘導企業推遲創新投資決策，從而使得各產業間更加趨於保守，降低多產業的融合發展的可能。第三，長期產業政策能形成有效的信用擴張，持續提高市場反應，增加投資情緒和交易熱度，進一步改善產業轉型和產業升級的外部融資環境。同時缺乏長期產業政策，將導致現有受政策扶持企業面臨「扶持中斷」的風險顯著增加，這一情形直接加劇了企業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的波動性，並放大了企業所承受的不可分散的系統性風險，進一步削弱市場對該地區產業結構優化前景的信心，加之其他國家和地區已確立的領先優勢，該地區的下一輪產業結構優化將面臨更為艱巨的挑戰。
綜合來看，若加劇產業融資約束機制、阻礙創新擴散機制和信用收縮機制起到主導作用，則中長期產業政策缺失將對產業結構優化具有嚴重抑制的作用，並從而最終會影響經濟的韌性和可持續發展。據此，澳門始終秉持政策導向，致力於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力圖打破單一產業獨大的格局。通過精準施策，引導人力、資本和技術等資源優化配置，向更廣泛的產業鏈延伸，澳門正積極構建符合自身特色且具備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產業結構。這不僅是澳門實現長期繁榮穩定的必由之路，也是對澳門行穩致遠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必做題。
註1：相關數據來源於台灣經濟統計資料庫（AREMOS）和CEIC資料庫。
金 縵（巢湖學院經濟與法學學院）
本文為安徽省社會科學創新發展研究課題，「澳門回歸治理實踐對安徽省台灣事務產業協同發展實踐研究」（2023CX86）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