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截取法諮詢市民仍多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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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首場公開諮詢昨假司法警察局總部大樓會議室舉行。不少發言市民希望當局定期公布截取案由、對象及案件等數字,希望警方執法與時並進的同時,對市民的保障亦要與時並進。司法警察局局長薛仲明表示,從執法機關角度,他認為數字是偵查範圍內的資料,故執法部門無權發放訊息;但當局對於是否公布數字持開放態度,若司法機關認為可以公布,當局是樂見的。

  薛仲明、保安司司長辦公室顧問高家樂、周棟樑、司法警察局情報及支援廳處長賴文威及司法警察局法律輔助辦公室高級技術員郭少萍主持諮詢會,約50人出席,11位市民報名發言,不少發言市民表示支持制訂相關法案。

  梁先生︰截取期間無第三方監督

  市民梁先生建議法案加入以對市民侵害最少為大前提的表述,政府指執法要與時並進的同時,對市民的保障亦應與時並進;他關注通訊截取期間沒有第三方的監督,建議檢察院及法官每年公布通訊截取相關資料,如截取案由、對象數字及案件數字等,對於保安當局指不能違反司法保密的原則,但他認為司法保密的保障只針對卷宗內容,數字應是可容許公布的,他又認為在不違反司法保密的原則下,有條件把監督部分賦予立法機關監督執行情況,以及完成卷宗後可把通訊截取由法院通知被截取人,及注明被截取時間等資料。

  市民王小姐認為非法截取罰金方式會減低阻嚇性,她亦關注法律實施後會否定期公布通訊截取的次數及以通訊截取方式成功破案等數字。市民梁先生亦認為非法監聽的罰則太輕,擔心有人偷聽投資或發展計劃的訊息而獲利。

  薛仲明回應表示,當局進行刑事偵查過程中受到司法官員的約束,特別是過程中是按保密原則進行,至於是否公布數字,當局持開放態度,若司法機關認為可以公布,當局是樂見的,但他強調前提是由司法機關決定的;從執法機關角度,他認為數字是偵查範圍內的資料,故執法部門無權發放訊息。至於最高3年徒刑方面,他表示已參考很多地區,認為訂立此上限較為合理。

  陳女士︰家庭電話會否被監聽

  市民陳女士亦關注截取對象範圍,會否包括公司、企業、社團等實體?亦關注家中及家人的通訊工具亦受監聽?擔心造成白色恐怖,她又關注此諮詢文本較多參考葡萄牙,但為何不參考中國?對於市民李小姐關注如何保障截取訊息不會從其他渠道流出,政府代表沒有回應。

  薛仲明多次重申,進行電話監聽是最後手段的原則,即調查案件過程中,多種偵查措施都無效時,監聽才是最後手段;他又強調並非任何類型的案件都可以用監聽措施,且使用亦相當嚴謹,前提要司法官審批,以及有重大證據證明對破案有極大幫助才會使用。涉及案件相關的資訊工具如手機、電腦才會被扣押,是不會扣押涉案人家人的電話。

  參考國家地區方面,賴文威表示有參考中國內地法律,至於文本列出的國家地區的法律,是因當局參考得較多,他又解釋說,葡國法律與澳門法律有密切淵源,亦與歐洲先進國家地區有協調,亦有與刑法的適應性作為考慮。他亦稱,通訊截取措施較特殊,涉及到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強調當局會慎用,採取適度適當的原則,並非法官批了3個月監聽,當局就要「用盡」,呼籲公眾毋需擔心。

  高先生︰疑受非法截取設無投訴機制

  亦有不少市民關注截取內容,市民高先生關注法案適用的犯罪類型,以及當市民懷疑受非法截取,有否投訴機制跟進?薛仲明沒有回應有否投訴機制,他又多次強調,由於現行法律對於通訊截取能否涵蓋網絡訊息可以圈點,因應社會及通訊網絡發展,有急切性及必要性進行修法,以進一步保障市民免受犯罪者的侵害。

  他又說,法案適用的犯罪類型調查期間發現嫌犯人涉及另一種犯罪行為,若犯罪類型符合法案規定便會另立案件、提呈司法官進行審批;若不符合法案規定亦會提呈司法官,但有關資料不會用作證據使用。

  市民馮先生認為物證似乎更為重要,「如果我話我想洗黑錢洗10個million,咁我講啫,你截到我,又冇我物證,我吹牛唔得呀?」,賴文威回應表示,口講、想法在刑法制度的確不是犯罪,必須要有實際行為才會受制裁,但當局並不鼓勵有此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