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高教應如何培育人才融入大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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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本院港澳研究所專責小組借用貴報「政經論壇」發表了專文《懷念「五四」英魂,盼圓中國夢,因要談澳門高教如何才能培育當家作主人才》,近月來眼見香港年輕人不惜採用極端暴力爭取受誤導的苛求,為了本澳年輕人不會被波及,本院專責研究小組不得不再發聲,期誘導本院熱愛的年輕人走上正確路途。

  去年本小組的文章是受習近平主席在十九大後向全國人士作出重要講話所觸發的,他強調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並且對怎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宏偉目標作出重要的指導,而對港澳同胞亦作出明確的指引,就是:「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讓香港、澳門同胞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明白習主席這番說話,澳門高教培育人才的目標是很明確的,就是不但要能輔助特區政府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及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管治澳門,並且要負擔起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但若果我們翻查澳門特別行政區高等教育制度法案「目標」一欄,是無法感受到國家最高領導人習主席的明確指引的,法案只是觸及如何培育年輕人獲取為社會提供專業服務的優秀「技能」及「技藝」。

  無錯,在當今高教圈子談論澳門發展路向和培訓人才時,咸認為當前急務是要盡快做好培訓外向型金融經貿博彩旅遊專才的準備。的確在全球化的新經濟年代,本地青年要成為創業尖兵,更須有放眼世界、與時並進的求知精神及科研思維是毋需置疑的。

  但要指出的是,要推動澳門融入未來國家發展,除高水平專業知識、創意思維及科研外,還須有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的認識,尤其是對澳門及中國的認知和認同,由此而衍生的民族意識,歸屬感和責任感,這才是澳門未來能夠完成習主席給予我們任命的根源靈魂。

  試想若果不誘導年輕人走向習主席所指引的明確目標方向,就算有才有藝但只淪為商業大機構或科技企業的賺錢工具,甚至更糟的是被外來惡勢力誘惑誤導,謀求破壞澳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那麼花費大量公帑心血培育年輕人成才又有何作用?

  那麼怎樣才能彌補高教法案的缺口,令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在高教政策上能夠接軌,這就暫時有賴精明的高教院校領導樹立秉承習主席明確指引的辦學政策方針。工作的艱巨在於澳門要準確貫徹「一國兩制」,而不是像國內要實施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主要還是為了最終完成祖國統一的重大戰略部署,在「一國兩制」之下,《基本法》」是至高無上的澳門《憲法》,它容許每一高校自由辦學的,若果在澳門最高教育學府,任用在國內培育的人士當最高行政人員,將帶給國際及澳人一錯誤訊息,以為北京著意遙控特區,將澳門最高學府變成培訓未來幹部的場所。外面大學將望而卻步,澳門將喪失國際學術文化交流的中介地位,再無法發揮本身的橋樑作用,為國家效勞。

  在「一國兩制」之下,澳門是要面向國際,要有國際視野,要聽國際言論,在高校內若有教授談及分析外國的民主自由言論是無可厚非的,但絕對不能向澳門年輕人發放顛倒黑白是非,不符事實、史實的言論,或甚至發放一些相關假的、不正確的消息來蠱惑人心,這是有違法紀的,必須嚴厲禁止,法治是一切民主自由的基石,必須在高校嚴格維護法治精神,因此有必要誘導高校生員正視有關港澳民主發展的正確史實,不然會危害年輕一代。

  何以不正視史實會危害年輕一輩,年輕人的思想本質比較純樸天真,不諳政客的陰險及政治的黑暗,因此當一些無良的本地政客和外來人物刻意將一些似是實非、不負責任的言論或經篡改的史料來誤導,或是被人刻意灌輸不正確的史實來蒙蔽其政治視野,來混淆其視聽,將令其先入為主地接受顛倒黑白的史料,其理性的思維能力將受嚴重滋擾,對其秉持公平、公正的判斷力亦會造成混亂,令年輕一代走入一個政治烏托邦的夢境,墮入了一個完全脫離政治現實的困局而不自覺。處此思維狀態,一經被煽動,很容易不惜以暴力破壞法紀,以不擇手段達到目的而不自覺,這將會危害社會穩定安寧。素以政治穩定、經濟繁榮見稱的香港,即已首當其衝。

  在2014年一些港人發動的一般稱為「佔領中環」行動,簡稱「佔中」行動和這幾個月來搞到香港天翻地覆的修改「逃犯修例」運動,已有足夠證據說明,一些年輕示威者動用暴力對抗執法者,是由於不曉得或故意漠視香港過往有關民主的最重要史實,因此其政治視野受嚴重蒙蔽,而走入一個政治烏托邦的夢境,墮入一個完全脫離政治現實的困局而不自覺。究竟漠視了哪些重要史實呢?

  第一,在港英及澳葡殖民政府管治下,港澳華人可算得上是完全從未有過民主,在這裏民主的定義是一批人在毋需動用暴力下推選一人作領導,是既簡單又基本的定義,相信無人會反對的,就此在回歸前一秒鐘香港澳門仍然是由英國和葡國派來個人獨攬大權的港督、澳督話事。

  在香港及澳門的歷史上,港澳市民首次嘗試到民主政制滋味是始自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一國兩制」的《基本法》。而這是國家─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由執政黨─即中國共產黨精心打造的成果。

  在這裏要特別指出的是港人所熟悉的《香港核心價值宣言》是不符史實的,在回歸前香港核心價值應是良好法治,各種自由人權和穩定繁榮而並非有「民主」的。但港人是付出代價的,就是要恪守不反對港英政府的底線。因為宗主國當時是不惜一切嚴厲鎮壓反英言論的。

  現時香港市民能夠公開評議政府政策及以示威行動反對政府政策是回歸後,特區政府特意開放言論自由及放寬以前反對政府行動的壓制才有的權利。

  第二,在過去幾十年來,中央政府一直善待體貼香港澳門華人是不爭之事,為甚麼這樣說?原因在建國初期,周恩來特別指出不能把香港、澳門「看成內地」,因為在港澳運作的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模式,「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社會主義化」。香港、澳門是要「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樣對國家才能有利,才能把港澳的經濟優勢「為我所用」。

  至於對港澳作「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周恩來亦作了明徹的解釋,這是由於中國大陸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澳門)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為此,中共中央在建國以來,對港澳堅持採取一系列具體的政策和措施,不容許內地的政治運動波及港澳,破壞港澳不同於內地的制度,從而影響其社會安定繁榮。尤其是鄧小平,更明確地指出,「一國兩制,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只要「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那個制度」。據此,中共中央作出了「港澳工作必須深入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從當地實際情況出發,不能照搬照套內地做法」的指示。

  到了香港、澳門回歸,中共中央又毅然在香港實施前所未有的「一國兩制」政策,為了讓港人明白了解中央其實是為了向港人釋出最高善意的,在這裏不能不簡略解釋一下。

  中國《憲法》的序言很清楚揭示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要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可見施行「社會主義」是中國《憲法》基本精神之所在。但《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五條卻規定在「特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而《憲法》第五條則明顯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牴觸」。但是在第三十一條又作出例外的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單一制的國家,在理論上原本《憲法》是不容許一個國家之內存在著與中央完全不同的地方自治政府,即是說香港澳門回歸中國時,中央政府理應在香港澳門實施社會主義,但卻不勝其煩在《憲法》中找出突破點,即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將香港設立為一「特區」,在香港實行與社會主義完全相矛盾的資本主義。因此現時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其道理便在此。其用意亦很明顯,就是中央誠心誠意維護港澳人的原有利益。

  國際上公認中國是單一制國家,單一制國家的地方自治權非地方本來享有的,乃中央政府授予的,即是說「特區政府」的存在和所行使的權力範圍,都是來自「中央政府」的授予,並非原來固有。又試看《中英聯合聲明》的「附件一」第一節,《基本法》第二章第十二條規定: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由「直轄」兩個字已充分強調「中央人民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有一種行政上的隸屬關係。換言之,「中央人民政府」可以直接領導香港「特區政府」,而香港「特區政府」必須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執行「中央」有關的指示和命令,是無可置疑的。

  國際(包括台灣)專家都同意,單從《基本法》有關「中央」與「特區」的條文規定看,似乎《基本法》已用具體的條文保證了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但是在關鍵的條文裏已預留由「中央」主導「特區」的伏筆。例如第十八條便說明關於「緊急狀態」的發布,全國性法律在「特區」的實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因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發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第二十三條關於禁止叛國、叛亂以及顛覆「中央政府」,及外國的政治組織進行政治活動以至香港政治性組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建立聯繫等規定;第四十五及四十八條關於「特區」行政長官以及主要官員的任命;第八章關於《基本法》的解釋與修改等等。只要透過這些關係條文,「中央」有需要時絕對可以有效地「制約」港、澳「特區」的「高度自治」。如果不了解「一國兩制」的權宜性和策略性的本質,就不易了解「中央」與「特區」的根本關係了。

  《香港基本法》第一五九條規定:「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但是關於《基本法》的修改權何屬在起草階段曾引起不少爭議。有人認為修改權不應屬於全國人大。雖然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共所列的基本方針有牴觸,但是其間的彈性很大,沒有保障。也有人指出,《基本法》的修改必須先聽取特別行政區的機構的意見,不能把《基本法》的修改權專屬於全國人大。不過中國方面認為,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中國的國家基本法律,按照中國《憲法》的規定,制訂和修改基本法律,是中國全國人大的職權。所以《基本法》在最後定稿時,仍舊把《基本法》的修改權歸屬於中國全國人大。

  而《基本法》的修改提案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特別行政區等3個機構。只有這3者才有權提出《基本法》的修改議案。但是依照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的規定,則尚有其他機關理應對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有權提出修改議案。但是為照顧到港、澳的特殊情況,故《基本法》僅規定,除全國人大、國務院和特別行政區以外,其他各機關對《基本法》均無修改提議權。因此就只有特別行政區的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立法會議員和行政長官,可就修改《基本法》提出議案,但所提議案能否成立,取決於特別行政區的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立法會中能否分別獲得三分之二多數的同意及香港行政長官是否同意。即是說只有3方面都同意後,特別行政區對《基本法》的修改議案才能成立。

  修改《基本法》,除必須遵守程序規則外,在實質內容方面,也必須符合法定原則,亦即全國人大對《基本法》作出的任何修改,均不得與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方針政策相牴觸。這些方針政策例如:「主權原則」、「高度自治」、「平穩過渡」等。修改《基本法》尤其不能與「主權原則」相違背。因為中央認為違反「主權原則」就是違犯中國的《憲法》。

  在《香港基本法》即將起草之前和起草之中,香港各界人士提出很多方案。「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分歧很大,要妥善解決這一問題並不十分容易。經過廣泛徵詢意見和協調後,1989年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通過了《基本法》(草案),在第四十五條規定「行政長官」產生的原則,為了協調各種方案,並增列「最終達至普選產生的目標」。

  1990年2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又修改為「最終達至由一個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並將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具體規定列入「附件一」。(未完,明天續)

  中西創新學院港澳研究所專責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