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激勵優惠融資加快能源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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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雖然可能再生能源已有長足發展,但仍然不足夠,聯合國經濟發展助理秘書長兼首席經濟學家表示,埃利奧特.哈里斯建議採取激勵措施,制訂能源政策及提供優惠融資條件,加速能源轉型,加生能源的推行。

  埃利奧特.哈里斯昨在「第八屆國際清潔能源論壇」開幕禮上致辭時表示,世界上很多地區,向低碳型經濟的轉型正在順利進行。清潔可再生能源技術日趨成熟,成本不斷下降,與長久以來佔主導地位的化石能源相比,即使在沒有政策支持的情況下也極具競爭力。此外,為這些新能源技術開展投融資的市場結構開始出現。

  同樣重要的是,新能源技術成本下降和可擴展性使分散式離網電力解決方案成為可能,在此之前只有大規模基於電網的電力供應,成本極高且實施速度極慢。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新能源技術的引入第一次使得電力供應成為普惠的、負擔得起的能源。

  在風能和光伏太陽能的帶動下,可再生能源產量在2018年增加8%。連續第四年,新能源裝機容量超過化石能源與核電的總和,新能源目前已超過全球電力供應的三分之一。

  在連續3年下降後,2018年全球能源投資相對平穩,超過1.8萬億美元。上游油氣和煤炭供應的支出增加被化石燃料發電和可再生能源的支出減少所抵消,即便調整至2018成本基準,可再生能源投資比2010年增加55%。能效投資相對穩定,由於部分節能產品,如LEDs、電動汽車價格持續下降,大部分能效相關投資已具有投資效益,投資回收期縮短。雖然全球的可再生能源投資比前些年減少,新興經濟體的投資卻在2018年再次超過全部投資的一半。

  2018年可再生能源工業在全球提供大約1100萬的就業(直接的或間接的)。也就是說發展態勢很好。

  有些投資者已經宣稱將為支持能源轉型增加投資,或減少在被認為風險高的領域投資-例如減少煤礦資產的融資。不過這些市場信號截至目前還不足以引起大規模資本重組。

  此外,可再生能源項目的融資方式選擇更多,除了政策性的幫助外,也包括不同的財務風險管理工具。這會使可再生能源項目融資更多,但也會使項目更複雜,同時使融資成本上升。

  冰島挪威百分百用可再生能源

  埃利奧特.哈里斯表示,2018年可再生能源的企業採購量增加1倍以上,這是由於能源密集型行業的一些大型工業集團正在支持可再生能源項目以削減成本和增加收入,他們的舉措包括建造在地小型發電廠或與多年打交道的大型電力公司談判,選擇可再生能源通常是由於其成本下降和環境效益。

  雄心勃勃的政策和政策法規創造了有利的競爭條件,使可再生能源能夠替代碳排放能源。愈來愈多的城市和國家正在採購或宣布將會100%使用可再生能源電力。

  冰島和挪威已經實現所有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其他國家如哥斯達黎加、吉布提和瑞典已經設定目標在電力行業實現100%可再生能源。有報告指出在2018年底,全球至少100個城市的電力70%或以上來自可再生能源,包括奧克蘭(新西蘭)、達累斯薩拉姆(坦桑尼亞)、內羅畢(肯尼亞)、西雅圖(美國),更有超過40個城市完全使用可再生能源電力。

  但是,能源投資的前景並不令人放心。有大量的能源投資正在進行或列入計劃。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到本世紀中葉,全球計劃進行的能源投資至少95萬億美元。然而,向低碳經濟的轉型還不夠快。

  很顯然,問題不再是可再生能源解決方案的相對成本,也不是資金的可用性。而是這些投資計劃和相關活動並不總是指向氣候保護、清潔和可再生能源。仍然有太多的能源投資流向化石燃料的能源系統。

  利潤豐厚化石燃料大規模投資

  相反,問題在於投資化石燃料仍可獲得豐厚的利潤。對大型石油天然氣公司投資仍可產生可觀且相對安全的回報。許多新的大規模油氣投資項目通常比小規模、細碎的可再生能源項目更適合大型機構投資者的需求。

  化石燃料能源的負面外部性已被承認,但在政策或價格上仍未被充分納入考慮,並不能完全反映出化石能源的長期或更直接的後果。儘管愈來愈多的國家以這種那種形式引入碳定價,但截至2018年,只有44個國家政府,21個州 省和7個城市實施碳政策,僅覆蓋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3%。消費者價格仍遠遠低於消除價格扭曲和引導需求減少的要求。

  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投資回報因公共補貼被人為誇大,而公共補貼仍在價值鏈的不同層面上持續提供。此類補貼通過降低原本必須由項目承擔的成本使這些能源項目在商業上可行;他們將消費價格降低到可以抑制需求的價格水平以下;它們提高了投資的淨收益,鼓勵繼續將投資化石能源,從而減緩投資流向可再生能源。

  雖然能效措施在減少幾乎所有技術過程的能源消耗方面都非常成功,但總體能源需求仍在上升。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需要獲得成功政策的相關知識和訊息,以實施和利用最高效的技術,直接邁向現代高效的能源供應。

  加大能效投資減能源總體需求

  但是,除電力供應外,可再生能源目前在供熱、製冷和交通運輸中的作用要小得多。這是一個大問題,因為這些行業要佔到全球能源需求的80%以上。

  能源轉型確實正在進行中,但是既不廣泛也不迅速。那麼可以採取甚麼措施來加快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如何利用公共政策來影響不同類型能源投資的激勵措施和回報;未來能源政策走向的可預見性;當局如何影響能源投資的融資條件。

  碳定價和減少補貼是公共政策問題,而不是市場問題。因此,政府可以提高碳價(徵收碳稅、消費稅和其他稅費),使清潔可再生能源處於更有利的地位。

  補貼改革應首先著眼於取消那些會催生新增化石能源投資的補貼,把節省下來的資金用於資助那些正在轉型過程中、因取消補貼受到影響的地方。這可能包括對可再生能源就業的培訓 再培訓;為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家庭提供激勵計劃(特別是在電力設施欠缺的地區鼓勵人們使用分散式電力解決方案)。

  正如中國和丹麥所展示的那樣,GDP與能源增長脫?是可行的,應通過加大能效投資來減少能源的總體需求。

  增加在供暖、製冷和交通運輸中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力度至關重要,因為這些行業佔全球能源需求的80%以上。建築法規中更嚴格地規定能效要求也會推動改善領域這一關鍵領域的能源需求。

  未來能源政策走向應更穩定在推動投資向可再生能源的轉移。一項清晰的國家能源戰略,設定明確路徑履行《巴黎協定》,制訂更高目標增加可再生能源在整個能源結構中的比重,這將推動資本配置向可再生能源的更快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