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熱忱    樂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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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實在的,改革開放作為國家面對積弱而採取另一種發展模式以期圖強,從摸着石頭過河的實踐檢驗和應對變化採取靈活措施,藉開放市場打開經濟、生產模式的出路,碰到困難挑戰時,以勇於改革的精神來面對,調整政策措施來切合市場、社會發展規率,最終探索出一條可供國家發展,也切合國情的發展道路,構建起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如果光以這個狀態來冠以「中國(北京)模式」,固然是作為一種劃時代標記用於跟全球大多先進國家所採用的「美國模式」區別開來,便於分野兩種制度下的發展現狀,只是,當中其實改革和開放兩個主軸,何嘗不是環球眾多地區所採用?

  為此,何以同時以改革開放精神來應對本身經濟體、地區的種種問題,中國這個幅員廣闊,又資源分布不均和人口眾多的國家,可以在短短四十年間取得世界艷羡的成績,博得「中國(北京)模式」稱譽,而用於其他地方,又會有截然不同的現象,是否當中所潛藏的國家元素和各種內外環境因素,促使在同一套「手段」下,會產生不盡相同的結果?這樣,便更令人們注視,到底當中國決定改革開放這個重大政策實施以後,得到了哪些「助力」來推進改革、開放,實現國強民富?

  毫無疑問,當國家決定放下「階級鬥爭」,實施改革開放以後,在全國範圍內首先展現的是一種較過去穩定的政治環境,為此,改革開放首先感召的,是港澳兩個與國家「一體」,但治理上是「相鄰」地方的居民,展現一片愛國情懷,投身於鄉梓建設、國家建設,並在改革開放中,巧遇港澳製造業要尋找出路,找到了廣東腹地的遷移空間,形成對接的互助互贏關係。與此同時,中國這個國家的另一優勢,就是以港澳同胞和散落海外的僑胞為重大支援力量,中華兒女的愛國熱忱,從清末以降,便積極或投身報國,或捐資推動國家興革,這股愛國情懷,歷經逾百年至今仍然澎湃。正是這股中華兒女的力量,在改革開放實施以後,對國家的建設貢獻,構成重大的「外在力量」推動國家發展。

  而且,港澳、海外華僑在所寓居地方具備的重大人際、經濟力量和聯繫網絡,也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推手」,成為國家隨後招商引資的主要渠道。當港澳同胞、海外僑胞看到祖國改革開放的契機,無論是有「落葉歸根」心境,或是投資興業的發展,或報效國家的情懷,瞬間匯流成建設國家,推動發展的巨大潮流,一時間,在國家開放、改革思潮下,在內地政治環境緩和下來展現出一種穩定政治局勢下,便促成了華人的建國熱潮,匯流到國人、國家領導人積極尋求演變,改革個人、地方、國家命運的求變共識,便如虎添翼,產生強大功能。

  當這股活躍的改革氛圍逐步擴展,當海外華人、港澳同胞的各種網絡紛紛聯結回國回鄉發展,形成一股大潮流,吸引了外資開拓市場的興趣,也促成了國家與國際交往,加強國際關係,「打通」了國際政治渠道,外資紛紛湧入構建起來的政經發展熱潮,一浪一浪推進改革開放發展。

  就是這股由港澳、僑胞打開、打通的改革開放渠道,展現無比動能動力推進改革開放發展,同時構築起國家對外交往的網絡,在五項和平共處原則基礎上同西方先進發達國家開展外交交往,這種「摸着石頭過河」的探索求變精神和開放、改革應對變革困難尋求跨越的「主軸」,終於在經歷二十年時間後,從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分水嶺」,迎來「一國兩制」實施的第二個「分水嶺」,產生疊加效應,構築起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制度差異優勢,促進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

  與此同時,國際格局的變化,如歐洲一體化下歐盟尋求緊密合作,經濟「一體化」形成的地球村又維持着「多極」的格局,以至地緣、國際政治格局合縱連橫,催生了「全球化」下的多元化發展形勢,也有利國家在改革開放邁向深水區時,找到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出路,綜合而言,也正中了中國人強調的發展要素──天時、地利、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