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 判 樂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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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走過了上下五千年一次一次興衰歷程,總結起來盛厚經驗,參透「天地人」關係而以「和」、「大同」作為精神指引,薪火相傳,是我們用以判定自己路向,確立定位,謀求發展的一套判斷法則;至於西方列強,當然無可避免,也有她們興衰歷程的一套套經驗,用以指引思維、判斷,來駕馭面前變化萬端的不可知格局,以期乘風破浪前行,鞏固發展成果,有利於應對時代變遷的挑戰。

  正因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經驗教訓,在相互「碰撞」中,產生了強弱之勢,尤以西方自工業革命提振生產力,藉船堅炮利開拓發展空間,竟然產生了「掠奪」落後地區、殖民主義的行徑,從海外奪取了豐厚資源,又憑藉工業化大量生產主導了國際市場,一時間,西方列強憑航海大發現攻城掠地,在南亞、東南亞、東北亞、非洲、美洲「插旗」,成為世界「霸主」,走上了逢強必霸之途,且是在「零和博弈」的二元對立中,以武力稱霸,在角力下只有勝者全取。這,就是自西方世界工業革命以來的發展、強大、爭霸縮影,也是她們國家民族在經驗教訓中凝聚下來「你死我亡」森林定律的「教條」。因而,套用到國際交往、與大自然共存中去,掠奪資源鞏固自身力量抗衡對手致勝,是必然之途。

  這套經驗,開出了西方世界列強「生存法則」,也發展成為她們運行的制度秩序,甚至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以後,各西方國家、民族力量強弱大洗牌,在雄踞全球爭霸中,霸主換了角色,也形成國際貿易、資本流動等新的全球化、關係,卻不離其「宗」,依然是「二元對立」、「零和博弈」、逢強必霸,佔據了她們的思維視野,認定只有自身強大、打垮了所有對手,才能確保自己的生存空間。

  當這種「二元對立」、「逢強必霸」才能「生存」的思維成為西方世界求生存發展的唯一思考標尺,那麼,顯然跟中華民族「和」、「大同」、「天地人」以至求同存異、達己達人的共榮共存精神格格不入,甚至南轅北轍。無疑,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一窮二白、生產力落後,「市場」欠奉,在國際上處於「末座」,可以說是弱勢,為此,西方世界生產線、技術、人才、資金流向中國,拓展發展空間,謀求更大利益,推動國際貿易發展,並未以「武力」保駕護航來搶佔「市場」,為全球得以形成和平氛圍提供了「共存共濟」的空間,也為世界爭取到基本上較大環境處於和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提供平台,降低了「零和博弈」的殘酷殺戮一面,增進了利益協調、平衡的「談判」、商議空間,推動世界格局在「和」、「大同」下發展前行。那個時候,全球展現出來的,只是局部小地區的戰火,而更大的區域、國際合作正為人們提供很好的「王道」發展形勢,有別於過去西方世界「爭霸」的景象。

  可是,當改革開放不斷推進,當中國出現了「市場」,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更多各地生產線、技術、人才、資金爭相湧進中國這個龐大市場,而中國也因取得長足發展形成了有自身的國際競爭力、話語權來參與到國際貿易中去的時候,這便漸漸扭轉了國際經貿形勢和國際關係的締結,甚至這些「競爭」所需求的「實力」保障,有人會重新回到過去「爭霸」環境來想像世界發展的格局變化,來判斷中國這個「後起之秀」的實力是否會影響自己的「生存發展」,從而按自身經驗教訓主導的思維、標尺判定「中國威脅論」,以至中國在自強不息追求民族復興時,必然「逢強必霸」,終會損害自身在國際上的強勢和霸主地位。

  顯然,這套思維的出發點、立足點,是以過去西方列強在壯大發展過程中走上殖民主義、掠奪、殺戮弱勢那套模式來加諸中國自強不息的發展道路上去,從而形成誤判。因為,她們末能認清中華民族、中華文明、中華文化「和」、「大同」、「天地人」關係和共榮共存共濟的指導思維始終在發揮強而有力作用,引領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深度發展,且在適應時代、國際變化的過程中,求同存異、合作共贏,並非西方「零和博弈」那一套,因而西方的「夢魘」,是在「代入」上出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