禍  殃 樂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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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中華文化重視「返本開新」,正正指出了在「變」與「不變」中求取平衡,又能協同發展的最有效方略,不致在共同存在的對立中產生對抗、內耗,明顯地展示一份「並育」功能。為此,才會在各個朝代興衰、更替中,總能保持生機活力,應對內外環境的變化和挑戰,按先輩了解的大自然規律,兼容並蓄來推進國人沿著「和」、「大同」道路,展現民族品德溫、良、恭、儉、讓融合於待人接物、生活工作中去,令到中華文化能夠代代相傳,注入民族「基因」中去,當國家各族民族遇上危難,便能在飽受衝擊中,好好保護「根」,迎上挑戰,抗禦打擊,度過難關,然後,汲取經驗教訓,致力去蕪存菁,又一次走上發展、躍進新征程。

  能夠回溯這份民族發展歷程展現出來的時代、潮流更替,可以清晰感悟,五千年的歷史時間洪流,不會是一帆風順,也不會總是驚濤駭浪。何況,在中華民族精神「和」、「大同」指引下產生的包容共濟作用力,最能削弱人類「動物性」爭鬥一面,也減低了人類劣根性的掠奪行徑,為中華民族、文明發展提供了祥和環境,因而,在五千年的歷史時代軌跡中,很長的時間依然是太平盛世,供國人休養生息發展。

  變與不變,在「並育」中,契合「太極」的價值觀,令到國人總能在生活、發展歷程上,從開始部署、規劃中,便設定了變與不變、轉化、並育的「機制」,以至能夠始終具備風險危機意識,害怕「偏」於一端而產生「往復」變異,不利於國家民族、社群、個人依循大自然規律的發展更替,出現禍殃!正因如此,中華民族相當重視不自挖陷阱、不自掘墳墓免致種禍闖禍的部署,且能以「和」、「大同」,溫良恭儉讓來構建好各種調和機制,總能有「迴旋」餘地不「用死」所處的空間,為此,就是在「變」之中,留有「不變」的根本;在「不變」的核心中,有預留空間適應變的發展過程,形成彼此不衝突而能共存共濟的互補。

  看到這種博大精深的謀劃,契合天地而從大自然規律中,認知人要返本開新,卻又不能斬除根本而求變革創新,終會將自己放於「無立足之地」致使迷失方向,亂闖亂「變」,才是禍殃根源。那麼,能夠從這種共濟、並育功能中,始終保存民族精神不墜,保存「根」來固本,來探求開新,便能夠始終貫徹初心,一貫地從立足當下,有「在地」能力,腳踏實地實事求是實幹,降低了「務虛」的不著邊際,也降低了不切實際的「想當然」,為應對實實在在流弊、可能出現的危機,一則以實質興替革新,一則以預防勝於治療態度做好預案,防範風險。先賢智慧「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正好指明了在應變中,不是胡亂而為,且「變」與「不變」,其實正好是一種共存的對立,並育而互濟,不能有所偏廢,不能以偏概全變成了各執極端。為此,知悉「太極」是往復循環的變與不變,是以變作「常態」,來知所興替,求取最佳和平衡,展現出來「和」、和而不同的共同存在,才能夠在變化多端中理出所處位置,找到「定位」,謀劃「往復」中怎樣前行,不致「逆」勢而為,才是求變、革新要義。

  許是,中華民族所以能夠很好理解「太極」、「和」、「大同」,是因為有太長久的文化積累形成文明古老大國的深厚積澱,總能在遇上困難、挑戰、危機時,可以從昔日歷史長河的相近片斷、經驗教訓中找到可供借鏡的元素,較其他國家民族多了深層的民族「資產」來防禦「出錯」,為此,每當興盛時期,便能更快用好所擁有的根基,契合時機,一舉大增發展實力,將國家民族推向躍升發展的形勢,始終較其他國家民族面對重新發展,具備更強大反彈力。這,才是何以改革開放四十年,便令到國家實力大大提振,很快接近世界舞台中央,重新回復昔日中華民族在世界上領先身影,從這個基礎上,再度讓世界注目,中華民族擺脫近一個半世紀的衰落,走上民族復興階梯。

  當然,這種「變」,也是建基於國家民族、文明文化「根」的「不變」,避免亂變而闖禍,出現禍殃;甚至,在改革開放實施時,已經設定變甚麼、不變甚麼;甚麼盡快變,甚麼要漸漸革新,這,才是今天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立中華民族變革創新的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