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論壇)一個香港人在澳門隔離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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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位住在北京的香港人,今年農曆年前通過「回港易」在珠海經港珠澳大橋回到香港。因為疫情已經有1年多沒有回香港,在香港還有95歲老母親,另外在美國工作的小女兒也因為疫情回到香港通過遠端工作。本來我準備逗留幾周就回北京,在北京我有1家高新企業需要管理。公司業務是提供自主開發的智慧工廠與智慧城市建設軟件平台,用行內話是To B(對業務)和To G(對政府)業務,與騰訊、阿里等主要是To C(對消費者)不一樣。

  回到香港,知道可以打疫苗,就決定完成疫苗接種才回京。2003年Sars發生時我已經在北京,經歷了全過程。很多人不知道Sars病人就算康復,也有一定比例有嚴重後遺症。特別在北京,據說有一些案例,激素有點用重了。所以我對於新冠肺炎病毒抱持特別小心的態度。我們開了家庭會議,包括徵詢家庭醫生的意見(我大女兒),一致通過母親也一起打疫苗。我估計母親這個年紀很可能是香港的一個紀錄。結果我們一家都打了疫苗,也是只有個別人發生輕微反應。我有時真不知道很多人害怕甚麼而不去打。

  在這1個月時間,我也與科技界和政府方面的朋友多次接觸,發現香港政府現在對於創新科技的推動力度愈來愈大了,另外不像以往只看重歐美的技術。這樣我就繼續留下來到7月。期間,通過接近內地政府的朋友告訴我們,大灣區近期有通關的可能性,結果中間不是這裏就是那裏發生情況,到今天還沒有結果。

  7月初,我們覺得不能老等下去,決定香港書展以後返回北京。我們需要決定走哪個關囗,最直接是直航,但北京的要求是萬無一失,只要是境外,不看風險級別,隔離周期可能是全世界最長,14+7+7,所以選擇這條路線是下策;走深圳或珠海,深圳人多,珠海相對人少,這是中策;深圳要訂好酒店才能出行,珠海和內地其他口岸一樣,酒店是抽「盲盒」,看運氣,看被分配到甚麼酒店。這裏面很多故事就不說了。

  澳門隔離的安排顯得人性化很多,可以自選酒店,好像有5至6家,而且夫婦可以同房,這在內地要看地方、看運氣,還可能要看大量證明文件;還有其他的好處這裏就不一一列出了,我們認為這是上策。

  還有1個重要原因,我在澳門有朋友,希望在大灣區政策下可以把我們的業務延伸到澳門,因此決定來澳隔離,完成後,留下來見見朋友,享受美食和探討下一步業務發展的可能性。

  朋友推薦葡京人酒店,後來發現酒店的環境和提供的服務相當不錯。我們有1位香港朋友先來幾天,計劃於8月4日完成隔離。

  還清楚記得3日就有事故發生,澳門一家4口確診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於是全城緊張起來。

  首先隔離相關病人、密切接觸者和次密切接觸者,這些我們在內地和香港司空見慣了。接著與珠海通關需要24小時核酸檢測報告,考慮到澳門與內地有大量人流往來,這是樁大事,很多人措手不及;再後來也因應珠海要求,修改為12小時。還宣布8月4日全民檢測,在3天內要檢測70多萬人。由於我們在酒店隔離,只能通過電視關心澳門發生的情況,說老實話,還是頗有體會。開始時看到好像有點混亂,據說核酸檢測預約系統上不去,一些來不及做核酸檢測的人士,由於過不了關,可能是經濟原因只能露宿街頭。

  政府人員接聽電話有禮貌

  香港朋友也是因為疫情,加上還有颱風影響,她改變了在澳門停留的計劃,於4日馬上經過橫琴口岸抵達珠海,再乘車到廣州機場,過程緊張刺激,兼而有之,這裏也不述說了。

  由於香港朋友提醒,我們知道需要聯繫澳門政府的疫情防控中心。還記得8月5日打了政府的電話,這時澳門應該處在緊張抗疫狀態,我們發現接聽電話的不同政府部門人員,都很禮貌,不慌不亂,回覆的語氣令人都很舒服,真展現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這些年,我們夫婦都算走南闖北,包括香港、內地大中城市、美國東西兩岸的大中城市,也經常和政府官員打交道,不能說他們不禮貌,但大部分都有官僚主義的毛病,口氣生硬,不是很清楚或需要多部門協作的地方能推就推。由於我公司所開發軟件的主要功能就是使用創新技術來提高企業或政府部門的工作效率,因此我日常會觀察企業和政府部門的管理流程、管理效率、部門協同、工作邊界條件和創新性技術的應用,這些都可以作為我們業務系統研發的參考。

  我注意到了全民核檢第二天,澳門就有很多跟進,例如協調廣東省支援了300位檢測人員、在檢測點對於需要照顧的市民有特別通道、更好分流了有預約和沒有預約的市民、也開放了一些民防救護站,給有需要的人入住,這時情況大有好轉。

  這裏我分享在北京與香港的觀察。我們都知道新冠肺炎疫情是2019年底在武漢爆發,然後經過初期的嚴峻狀態,後來通過使用全國的力量在4月初把疫情在武漢控制住了。北京由於地位特殊性,要到5月中以後才逐步解封,裏面有很多很多故事,這裏也不說了。我想分享6月中在北京新發地市場發生的情況。後來才知道,當時北京市政府很擔心這次突發事件,因為武漢的爆發出現在華南海鮮市場。這次又是類似的市場,而且新發地市場是北京最大的批發加零售市場,覆蓋範圍很大,如果控制不好,北京就有可能變成第二個武漢,當然我們現在知道這事沒有發生。

  當時北京沒有搞全民檢測,要知道北京常駐加上流動人口接近3000萬,究竟北京如何在不進行全民檢測的前提下,能夠盡快和盡最大可能找到密切接觸者和次密切接觸者進行檢測和隔離?當時社會上有傳聞是通過支付寶或微信支付來確認人群,不過阿里和騰訊都馬上否認。據我所知,這裏面其實是用了最新的大數據與5G技術,不過政府沒有公布,我就不好細說了。通過確認人群,要求馬上檢測和採用其他的一些強力隔離手段,北京市政府終有驚無險,而且漂亮地解決了這次危機。

  說回香港,香港給很多人的印象在應對疫情上做得不太理想,所以不像澳門能夠保住與大灣區其他內地城市的便捷通關。這次回到香港以後,我發現這是事實,但如果我們從全球角度,香港的總體應對還是做得不錯,如果我們再理解香港有很強的反對勢力,總是與政府對著幹,其實能夠取得目前狀況已經不錯了。

  但我認為從今年年初,香港政府還有很大的進步,通過使用最新技術來精準劃分隔離地區到大廈。據公開報道,這是依靠香港大學的1項污水監測新技術,再結合環保署和渠務署的常規污水監測系統。其中最近1個例子是6月21日深夜,在大埔1個常規採樣點抽取的污水樣本中,驗出病毒陽性信號,隨後香港大學團隊立即用新檢測方法對樣本進行變種病毒檢測,並於22日上午,檢測到Delta變種的L452R,以及其他兩個突變位元點的陽性信號,同日傍晚向當局報告有關情況。再定點進行大廈隔離,找到居住於大埔某大廈的27歲機場男地勤人員,於6月23日初步確診,並於6月25日下午,通過基因排序確定感染Delta變種病毒,這是還不錯的表現!但香港政府有1個問題,與內地有關部門協同不夠充分,遇到危機應變時就有點亂套。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數字化、智慧化的社會基礎建設全部加速發展,我們都知道世界已經進入數字化社會,以後數據的價值會愈來愈重要。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數據一定要和應用場景緊密結合才能夠產生價值。以上兩個案例,都是通過使用創新技術與特定的場景結合來解決問題。所以在數字化社會,有幾件事特別重要:第一、如何加大收集數據力度;第二、如何結合應用場景來分析數據;第三、有了前兩個,就要注意數據和系統安全。據說北京的解決方案是由1家移動通訊技術的高新企業提出分析現有通訊大數據,這次技術的成功應用使得北京市政府深刻明白在科技領域的前瞻性投入是有必要的,如果沒有之前的數據基礎,這事就無法進行。

  隔離要求比香港嚴格

  我也和內地一些污水專家討論香港上述技術應用的可能性,其中有專家提出可能內地下水道沒有香港建設得這麼規範,就算發現病毒,也不一定能夠精準判斷來自哪幢大廈,可以看到前瞻性的基礎建設投資是必要的!當然這些只是猜測,實際上可能不是這回事。

  由於突發疫情,我也只能在隔離後馬上離開澳門,這是最大的遺憾。說回對澳門的印象,我覺得現在應該是進入新冠肺炎疫情的下半場,從各項硬指標看,澳門的表現應該是優良的,如果再加上軟指標,澳門應該是大灣區的優等生。首先,澳門基本一直保持與大灣區的通關狀態,這是不容易的;另外,採用的隔離要求比香港嚴格,但比內地人性化,這是說易行難的管控。而且在我的觀察中,澳門市民對政府的總體支持度很高,還有澳門政府官員(起碼是我有限度的接觸)都有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作風。這次全面檢測最終沒有找到新病例,是不幸中之大幸。而且這次病毒的源頭很轉接,說明病毒有時真是防不勝防。但全民檢測可以說吹響一次集結號,澳門政府應該好好總結方方面面的情況,思考如何使用創新技術來提高澳門在緊急情況下的應變效率。如果有機會,我們願意結合國內外的案例給澳門政府出謀獻策。

  這裏舉兩個簡單例子:首先,澳門政府通過網上公布每個站點的排隊人數,很好。但如果再精細點,不單公布人數,而是加上預約和非預約估計的輪候時間。因為市民關心的不只是多少人在排隊,實際上最關心要等多久,而這是現場應該能夠通過簡單計算可以提供的數據。第二、據了解全民檢測的第三天去的人就很少。如果是這樣,我們能否通過系統、精細化地分區分批合理安排相關市民進行檢測,而不是一窩蜂?羅海雷